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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直昌至此把他的变革思路说得很清楚了。
本朝赋税收入来源于城市和乡村，来源于土地制度和公商制度。土地制度和田赋是国之根本，不能改，而且从一百多年的实践来看也没有修改的必要。工商制度和商税随即成为本朝增赋的重要途径，而本朝的工商制度尚不完善，商税还有提高的巨大空间，这是财经制度改革的重点。
土地私有化制度造成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贫富分化造成国家动荡，本朝为此要想方设法建立一种有效的资源优化机制和合理的财富分配机制来平衡和缓解这种矛盾，以此来赢得民心，稳定王国。
本朝的变革目标是国强民富，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首先要最大程度地优化资源，把更多的剩余劳动力投入到除农业以外的其它行业中去，而大力发展工商业是第一选择，以增加国家总财富；其次就是合理分配财富，而合理分配财富是建立在总财富的增长基础上，并用商税调节等各种手段让国库增收，确保普通百姓的利益，同时维护官僚富豪和商贾的利益，竭尽全力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稳定国
祚。
“总帅下令召集西北、川蜀、荆湖、京西、中原各地巨商富贾到长安共议变革大计，的确是一招妙棋，可以让朝廷在最短时间内拿出财经制度改革的原则和具体措施，同时也能得到大量的援助，并利用这些人和他们背后的地方势力迅速稳定各路州府。”范直昌称赞道，“总帅高瞻远瞩，非同凡响啦。”
“我请他们来，不会是想打劫而已。”李虎笑道，“但是，听你这么一说，我思路大开，知道接下来应该干什么了。”
“王荆公也好，蔡京也好，变法.的最大对手就是官僚富豪和巨商富贾。”范直昌说道，“文荆公被他们打败了，而蔡京上台后，实施雷霆手段，先是把元佑党人踩到了脚底下，接着又连续颁布榷茶制度、修改盐法、滥放钱引等一系列财经新政，让各地富豪商贾蒙受了巨大损失，尤其是川蜀商贾，因为被蔡京强行实施‘钱引’制度，其损失之大更是惨不忍睹。总帅主政后，马上废止了蔡京推行的那些新政中的蜕变部分，赢得了各地富豪商贾的称赞，尤其是川蜀商贾，更是对总帅感恩戴德。”
“总帅只要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赢得这些富豪商贾的信任和支持，不但变革可以顺利推行，还能迅速稳定地方形势。”范直昌神色凝重，语气非常诚恳，“从目前形势来看，总帅必须摄政，否则没办法安抚虎烈诸将，但总帅独自摄政，必定会引起一些人的反对，地方上极有可能发生叛乱。这时候，总帅如果能让这些富豪商贾心甘情愿地拿钱拿粮出来帮你打天下，形势就完全不一样了。”
李虎用力点点头，对范直昌非.常感激，本想说几句感谢的话，但旋即觉得多余。有了范直昌这番话，变革大计中的最核心最关键部分已经有了解决的办法，这份功劳太大，几句感谢的话已经难以表达。
六月十一日上午，李虎召集宰执大臣、东西两府和.御史台主要官员，听取范直昌在财经制度上的变革策略。
这是一种全新的变革思路。过去不论是范仲淹还.是王安石，在变革思路上都是“开源节
流”，但他们的“开源”实际上还是在一块大饼上做文章，说白了还是“节流”，而范直昌则旗帜鲜明地指出，新的财经制度是创造财富，是做大饼，是增加总财富，把资源优化和财富分配紧密结合在一起。
如果把大宋的财政危机当作一场洪水来比喻，.那范仲淹和王安石的变革就是筑堤围堵，而范直昌的变革则是疏通分洪，这两种变革的后果一个是激化矛盾，一个则是缓和矛盾，其执行的效果当然大相径庭。
中土是个农耕.王国，在土地上耕作的人口超过了九成，因为土地兼并严重，这九成*人口中至少又有九成是贫穷的普通百姓。大宋的所谓富裕，正是由不到一成的人口占据着整个中土绝大部分财富而形成。
同样因为土地兼并，农耕技术发展很快，粮食和其它农作物的产量都超过了历史水平，因此田赋是大宋赋税收入的绝对大头。这也是变革者们总是把增赋的目标牢牢指向土地的原因，但物极必反，当蔡京、王黼之流把农夫们榨干吃净之后，河北山东的大起义也蓬勃而起，一发不可收拾。由此可见，这条改革
的路走到头了。
大宋的城市人口在历代历朝中是最多的，超过总人口一成以上的人居住在大约三千多个城镇里，这些城镇里集中了工商业和其它行业。以商税来统计城市的富裕，其中汴京、兴元（今陕西汉中）和成都为最，每年的商税收入都在四十万贯以上。每年商税收入二十万到四十万贯左右的城市有五个，而十万到二十万贯的城市超过二十个。大宋有三千多个城镇，如果平均每个城镇每年收入商税一万贯，那就是三千万贯，已经超过了田赋收入。
很明显，把思路改一下，把目光调换一下，大宋增赋的目标应该是城市，是除农业以外的以工商业为主的其它行业，是商税，朝廷只要把财经制度变革的方向引向城市、工商业和商税，那么增赋不但可以成为现实，有效缓解财政危机，还可以缓和各种社会矛盾，稳定国祚，富国强民。
范直昌的变革思路当即引起了激烈争论。
论的焦点还是一如既往，抑兼并还是不抑兼并，采用放任自由的经济模式还是国家垄断的经济模式。
范直昌是元佑党人的后代，是范仲淹的孙子，范家有两个著名的元佑党人范纯仁、范纯礼，而范直昌这个变革策略恰好就是地地道道的旧党策略，只不过他比旧党更为激进，他采用了更为大胆的方式，进一步扩大了经济的放任自由，坚定地高举着“不抑兼并”的大旗阔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