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国，东京辽阳府。。。
这座城市如今正在变得不一样。
首先是规模扩大了。去年随着大量契丹人的迁入——尤其是上京家眷的迁入，辽阳府的人口一下子膨胀了起来，原本这座城市以渤海人、辽东汉人为主，作为上层统治者的契丹，在人数上也只是和奚族、高丽那样的少数族群，但如今契丹人却已经占据将近半数了，且至少有数百户以上的“贵人”。
其次是治安变差了。这一大帮子“贵人”，都是不好伺候的主，他们在上京作威作福惯了，面对天策时或许会因为畏惧而懂得谦卑，但面对辽东汉民、渤海、高丽、女直时，却依然高傲，兼之临潢府才破，既有作为丧家之犬的悲愤而导致脾气暴躁，也有可能“亡国”而带来的危机焦虑，对其他族群尤其是辽东汉民防范极深。
最后，倒是在混乱之中商业变得繁荣了。数以万计的契丹迁入辽东，他们在漠北与漠南的家园都丢了，必须要重新安家，一切草创之际，所需的各种商品自然十分庞大，缺口大到辽津放开怀抱吞纳南方各国的货物也远远满足不了贵人们的需求。契丹毕竟立国数十年了，之前又有上百年的族群积累，契丹下层牧民虽然穷苦，上层的贵人们其实是有钱的，上京城破，牧场带不来，家园带不来，城池带不来，但珍珠黄金却能带来，到了这里要重建家园，就不得不将这些奇珍异宝贵金属卖出去，以换取各种安家的费用与生活资料。
所以大智节到了辽阳府以后便受到了对他来说前所未有的尊荣与欢迎，这种尊荣尽管流于表面——契丹人骨子里还是看不起被他们灭亡的渤海的——但至少让大智节觉得自己受到重视了。
他家本在辽阳府，是城中的老住户。宅院占地宽广，契丹东迁之后，原本的城池便大显狭窄，但丧乱之余无力营建，贵人们便侵夺了许多老住民的宅院，闹出了很大的矛盾。大智节的家族本来也处于风雨堂已经开了，将来儿子是要上学堂去的，长大后进学为官。那才是真正的光宗耀祖！”
戴老板道：“我……我终究是外来人，虽然将来可能落籍，但我的儿子，也能进学堂，做唐国的官么？”
“怎么不行！我舅舅早就帮忙打听过了。以咱们家的情况，只要是作汉家姓，将来户籍上可以注为华裔，那就能和别家的孩子一样进学堂，长大之后若能过得了科举遴选，就能为官，列身士林。和左隔壁的张家、右隔壁的符家都没什么不同。”
戴老板颤声问道：“是列身士林，进入流官系统，而不是那种为边藩胡夷所设的番官？”
这段时间他对新唐的政制变化十分敏感，知道目前唐国存在三套系统：第一种叫旧官，里头都是那些刚刚归附投降的官员，为了安置他们而暂时沿用了他们之前的官位，比如荆北、关中和鲁南的部分州县就还存在这种状况；第二种叫番官，都是针对边境四夷的归附者，因地制宜、因俗制宜地给他们封官封爵；第三种叫做流官，少年者要上过新设的学堂，成年有才者要通过科举考试，取得遴选资格，然后从基层做起，一步步地进入整个流官系统。
以戴老板的眼光与智商自然看得出来，前两种官员都是没什么前途的，一个是暂时性质，一个是安抚性质，前者不长远，后者无法取得中枢的真正信任，不见荆北、关中、鲁南那些旧官系统都挤破头宁可降级降品也要进入新流品么？但要是能进入流官系统，那就不一样了！
以他戴老板今时今日的地位，要捞一个番官不是办不到，但那又有什么意义，不过是捞个名义罢了，既无法得到真正的尊荣，也无法保护家族的身家财产，仍然是万贯在腰间、命悬他人手。在这个世界，没有权势的大富不是好事，而是惹祸的根源。
“当然不是番官！是正经的士林流官。”
听了这话，戴老板兴奋得直搓手，说：“这事得再打听，再打听！得打听得确实了！”
他摸着妻子的肚皮说：“你好好养身子，不过也别着急，我还不老，你还年轻，万一这个弄瓦了，咱们再努力，总有一天能弄璋！我是没指望了，但若咱们的儿子能进学为官，那这份家业又算什么！莫说天津的家业，只要咱们的儿子能列身中原士林，那就是东北那边的家业也拼了，也得扶他上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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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策九年是一个真正和平的年月，东方各国无战事，大辽方面，三大派系虽产生了流血冲突，大致上却还维持着微妙的平衡，而唐国内部，素来以强势闻名的张迈，竟然还容许着太原、长安两座军国重镇被安重荣与刘知远分别割据。
按照张迈公开的说法，是他不愿意在汉家内部再动刀兵，不想再有汉家苗裔死于内战，因此宁愿采取更加和缓的政治手段来劝服。
在这个政略构思之下，东枢甚至传出了一道官方没有正式承认的“三年不战令”，据说是张迈为了与民休息，准备三年之内不再发动战争——无论对内还是对外。
这道“三年不战令”虽然未得官方承认，但从过去一年多的情况看来，天策的确没有进行军事行动的打算。
在这个大背景下，农民们得到了很好的休养生息，整个中原的经济便在天策九年前所未有地激活了起来，而且可以预计天策十年这种活力还会继续升温。
不但百姓心中高兴，就连徐州的李守贞、太原的安重荣以及江陵的高家都松了一口气。这三家都地处商业要冲却根本抵挡不住天策大军雷霆一击的。